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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所言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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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老人尝自称:“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对此,后人多不以为然。平心而论,齐白石所擅长的诸门艺术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绘画与篆刻,其次才是书法和诗词。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当局者迷”吗?恐怕不是。依我理解,他这样说是故意的,目的无非就为的是突出表明他对诗歌这门艺术修养的高度看重,因为对于中国书家画家而言,那可是至关重要的“画外功夫”。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苏东坡评论唐代王维之语。王维是大诗人,又是画家,从他的山水诗中可意会山水画的意境,从他的山水画中可领悟山水诗的神韵。“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这两种不同艺术在内在审美精神上的相契相通,在王摩洁的创作中得到了典范性的完美体现。由此出发,宋人更明确地提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美学见解,而诗画兼擅亦成为中国画家的向往和追求。诗的陶养有助于提高画的境界和品位,齐白石从前辈和友人那里懂得了这个道理,为此他下了很大的工夫。七十岁时,他回忆早年学诗经历就不无感慨地称“廿七年华始有师”、“自烧松火读唐诗”。仅八岁时读过半年私塾的他,直到二十七岁方才有幸得遇胡、陈二师,收他为学生,正式教他绘画和诗文。木匠出身的他,求学也迟,得来不易,对知识文化简直是嗜求若渴,一本《唐诗三百首》曾让他背得烂熟于心。从此,他颂诗、作诗、结交诗友,一生孜孜不倦地畅游在诗的国度里,其用功刻苦可想而知。“皇天不负有心人”,洋洋数卷《白石诗草》构成了他辉煌艺术生涯中的瑰丽篇章,诗词修养为他的绘画成就奠立了一块重要基石。

对诗的韵味和意境体悟得深,也体悟得妙,善于把自己对于诗的涵养化为画的情趣,齐白石笔下的虫鱼、花鸟、山水往往在看似不经意间却洋溢出诗的魅力。在他笔下,蜻蜓追逐水上的荷花,小鱼情愿自动来上钩,小鸡拔河似地争啄一条蚯蚓,塘中莲荷如音符般点缀着浩浩水面,牛背上的牧童手中牵着高高放飞的纸莺,诸如此类富于诗意的艺术形象,是多么能够激发观赏者的审美联想,拨人心弦。一幅鸣蝉枯叶图,题上“鸣蝉抱叶落,及地有余声”,便顿感有余味,供人细品。一幅雨后芭蕉图,水墨湿润的蕉叶上配以一两只淡墨小雀,即使不看画上题诗,也能让人充分领略到跃动着生命音符的诗的意境。年,作家老舍持清人查初白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来请白石老人作画,只见老人躺在藤椅上沉思良久,起而挥毫,笔下顿时出现一群活泼的蝌蚪从长满青苔的乱石中,随着淙淙而响的山泉奔泻而出。其画之妙,就妙在曲笔出之,“正面不写写侧面”,让人心领意会。画面上没有青蛙,观画者却能从眼前这个小生命产生丰富联想,由此进而感悟到仿佛有阵阵蛙声从山后随汩汩流泉隐隐传来。如此破题,如此创意,直叫人拍手称绝。

齐白石20世纪30年代入蜀,在成都住了三个多月,其间曾游览“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杜诗)的杜甫草堂,凭吊诗圣。因此,50年代,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向他征集杜甫诗意画时,年已高龄的白石老人欣然提笔,依《病桔》、《枯棕》诸诗作屏条四幅相寄,也都堪称白石艺术中的精品。

至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位绘画大师何以总是把“诗”放在“第一”位置,把习诗作为他艺术道路上的毕生追求。正如宗白华说:“诗与画的圆满结合,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也是所谓艺术意境。”这是就其审美本质而言。诗与画的有机融合,具体表现在绘画中有三种情况:或依诗作画,用画的形象去体现诗的意蕴;或画上题诗,让诗意和画意互证而相得益彰;或画中诗味,不据诗也不题诗却自有诗意洋溢画面。在白石老人画中,诸如此类皆不难觅得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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