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
——岳父张恭先生逝世一周年祭
●文/刘松林（陕西）
转眼间岳父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里，他的音容笑貌经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就像他在的日子一样。
由于岳母患有严重脑梗及老年痴呆症，我们没有把岳父去世的消息告诉岳母。所以岳母会经常对着岳父生前坐的椅子、睡的床铺，甚至对着空气跟岳父说话。每天吃饭、睡觉前也会让我们去叫岳父，偶尔还会埋怨岳父不像以前那样跟她说话。鉴于此，我有时候也会产生幻觉，感觉岳父还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是去楼下的渭河公园里散步了。
岳父出生在渭北高原上的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兄弟之间年龄相差十几岁，所以岳父上初中时哥哥就已经参加工作了。后来岳父又是上高中，又是上大学，这样哥哥总是认为是他供养了岳父。父亲也认为家里供岳父上了大学，成了国家干部，岳父就应该把工资全部上交，由家里统一支配。起初岳父还能做到，后来结了婚，很快有了孩子，就不能完全做到。哥哥在县上工作，离得近，能够照料家里；岳父在兰州工作，离得远，就照顾不上家里。这样父子、兄弟之间就有了矛盾，很快就分了家。
岳母带着孩子们在老家农村，一个女人带着四五个孩子，挣不了几个工分，又得不到父兄的帮助，日子就过的凄惶。由于是“短款户”（就是一年挣的工分不够一家人从生产队领取的口粮和农副产品，欠了生产队的钱），就没有权利享受集体分配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一家人的口粮都要向生产队借。到年终结算时，就要向生产队上交口粮钱，不然来年就没有口粮。于是岳父就尽量压缩开支，省下钱贴补家用。那时候粮食是供给制，国家按工作性质核定每个人的口粮，发给粮票，个人拿钱去粮站购买，通常粮站都会按一定的比例搭配一部分粗粮。当然城里条件好的家庭可以用粗粮换细粮吃，最多时一斤细粮可以换二到三斤粗粮。于是岳父就把细粮换成粗粮自己吃，节省下细粮拿回家给岳母和孩子们吃。由于长期吃粗粮，又没有油水，岳父的胃就出了问题。但是岳父却没有告诉任何人，依然默默地坚持用他单薄的身躯扛起了一家人生活的希望。不管平时生活多么艰苦，回家探亲时总要大包小包的带上吃的用的，所以岳父的每一次探亲就成了孩子们的节日。时间久了，岳父的胃终于承受不了，多次大出血，他也因此险些丢了性命。但是待病情缓解，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习惯，最终落下了病根，导致胃酸返流，连睡觉都要把身子高高地垫起来。
后来岳父调回到宝鸡，那时候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女孩子多，都还在上学，地里的活就做不到人前面去。于是岳父每周末都要骑行六七十里路，回家帮助岳母种地，风雨无阻。这样常年奔波于宝鸡和凤翔之间，使他的下肢患上了严重的静脉曲张。两条腿上膝盖以下血管暴起，就像是一条条蚯蚓，夏天连短裤都不能穿。严重时腿上的皮肤发黑发硬，一层层往下掉。但是岳父却毫不在乎，仍然默默地坚持着，扛起一家人生活的希望。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七八年，岳父终于等来了机会，给岳母和五个孩子办了“农转非”，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两地分居生活，一家人终于团圆了。但是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首先是住房。当时还没有商品房（当然即使有也没有钱买），大家住房都是靠单位分配。岳父是“一头沉”（就是一个人在城里工作，妻子孩子都在农村生活），所以住的单身宿舍。岳母和孩子们来了后，一家七口人起初挤在一间房子里。那时候两个大一点的女儿都已经上了中学，生活极不方便。有个家在城里的同事看这一家人生活艰辛，就把自己的宿舍让给了岳父。这件事岳父念叨了几十年。尽管在当时，国家对岳父这种高级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政策，但是岳父体谅单位的难处，从未以此给单位领导增添麻烦。
其次是生活。“农转非”后，岳母和孩子们都成了非农户口，吃上了“商品粮”，家里的土地都交给生产队。但是岳母没有工作，一家七口人就靠岳父一个月五十八元的工资生活，日子就过得捉襟见肘，吃饭也成了问题。那时候河堤里面还没有建公园，一年四季荒草连天。岳父工作之余，就去河堤里面开荒种地。那里多少年都是草的乐园，草根密密匝匝，盘根错节。岳父先是一把一把地把草拔掉，然后一撅头一撅头地把草根刨出来。草根就像是一层厚厚的毯子，撅头挖在上面，就会被弹起来，而且里面还夹杂着石块，一晌只能挖炕席大一块。岳父当了几十年干部，没有正经干过农活，又没有好的工具，所以干起来就格外费劲。别人开地是为了种菜消遣，岳父开地却是种小麦油菜，然后换成面粉菜油，弥补一家人口粮的不足。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岳父却因长期劳作，双手微循环不良，大夏天的都要戴上手套。时间久了，手上的表皮坏死，变成乌黑的死皮。
第三是工作。那时候的工作都是统招统分，由国家统一招工分配。当时像岳父这样“一头沉”的人在解决了家属和孩子们的户口后，一般单位都会帮助解决家属和孩子的工作。当然关系有亲疏，跟领导关系好、走得近了，领导就会主动过问张罗，关系一般了领导就会视而不见。岳父骨子里还有着知识分子的孤傲之气，平常只知道干好工作，从来不知道、当然也不屑于跟领导拉关系。遇到困难了就更是抹不下脸给领导张嘴下话，他总是认为自己能解决的事决不能麻烦别人，更不能麻烦组织。所以岳母就一直没有个正经的事做。一段时间去服装厂打零工，一段时间去商场门口看管自行车，也就没有稳定的收入。几个孩子技校、职中毕业，也都服从分配，去了企业。九十年代都经历了下岗破产的磨砺。甚至一个孩子被分配到岳父单位，岳父也不愿意给领导送礼，最后竟然被退了回去。而单位一个临时工却因为跟领导有关系，却被招进机关，后来成了公务员。
由于岳父的言传身教，几个孩子都养成了自立自强的习惯，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绝不给国家和亲朋好友添麻烦。
岳父退休后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但他却不愿意麻烦孩子们。每次孩子们问他，他总是说一切都好。实在撑不住了，就去找他熟悉的中医大夫开几副中药。年底，持续了三年的新冠疫情终于以人类的躺平开始大爆发，岳父也被感染。然而他却没有给人说，只是说有点感冒。年元旦后的第三天，岳父说他头晕得厉害，医院。医院，岳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岳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坚守了他一辈子的人生信条：不给别人添麻烦。
这就是我的岳父，一个平凡、执拗、甚至有点孤僻的人，正是他，用自己单薄的双肩，把一切事情都自己扛，消耗了自己，却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
年12月28——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