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每天都有学生受伤、死亡，学校还被警察关门了。我们当时很绝望——真的能推翻独裁统治吗？真的能够打破这个噩梦？
我的女儿也不太满意现在的总统。我就告诉她，我和你差不多年纪的时候，面对的敌人要比现在强大一百倍！
你可能不了解的韩国个人史
口述：金载亨（Kimjahyung）
采访、整理：唐晟艺
现场翻译：金裕益（Yuik，韩国）
王心桐（中国）
一
年，我出生于韩国的金海，两岁随家人一起搬到了釜山。
因为奶奶还在金海，所以小学的时候我每年都会回老家过寒、暑假。我每次去奶奶家，不管几点钟到，总是能立马吃到一碗热乎乎的米饭。
在中国，如果你去别人家，就是他的客人对不对？在韩国也是这样的。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为“过客”。那时候因为通讯不是很方便，也不知道客人什么时候要来，所以每次吃饭之前奶奶都会专门留出一碗米饭，用被子盖好放在Ondol（韩国的暖炕——见注释1）最暖和的地方，专门留给客人。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只能烧煤油灯。夏天我会去抓很多萤火虫放进玻璃瓶里，用它来照明，但最后我发现，它们最多也只能说是特别的好看。不过到现在我都还能记得那个画面，黑漆漆的夜里，玻璃瓶在闪闪发光。
村里面第一个拥有电器的人是村长，一台收音机。这件事情当时在村子里绝对引起了轰动。
整个村子的人吃过晚饭之后全都去了村长家，大家紧紧的围着收音机坐成一圈，一边吃红薯一边听广播节目。
他们听收音机听得特别投入。当广播剧里面的主角恋爱分手了，或者是有什么幸福的事情发生，他们都能流泪。那个场面特别有趣。小孩子不喜欢听广播的，我们当然要玩自己的。有时候我们玩得正高兴，院子里那群听收音机的大人们突然就开始哭了起来，或者一边跺着脚一边指着收音机骂。
我自己家里也有收音机，高中的时候喜欢用它来听一个叫做《星光夜》的节目，这个节目专门播放一些欧美的流行音乐，像ThBatls、Qun、LdZpplin的歌，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了。这个节目现在都还有，已经做了40年。
我头上有一个伤疤，是八岁时候留下的。
在韩国农村，基本上每家都会有一两棵柿子树，长得非常非常高。你小时候和一群朋友绞过柿子么？我们那时候会找一根长长的干竹竿，然后把细的那一头削尖，再用柴刀划开一点口子，用它来叉住柿子的尾巴转啊转啊，尾巴一断柿子就掉下来了。
我记得那次是个比自己大一两岁的哥哥拿着竹竿在绞柿子，他爬到了柿子树的半中腰，我们这些比较小的孩子，就站在树下等天上掉柿子。那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树上的哥哥没力气了吧，绞柿子的竹竿突然倒了下来，说来也巧，正好打在我头上，血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树上的哥哥吓坏了，站在上面一动不动。
我一边哭一边去找奶奶。
奶奶看我一脸的血，特别平静，她不愧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哎呀，不要哭，不要哭，没事的。然后快步走向放泡菜坛子的房间，舀了一勺臭臭的大酱出来。（见注释2）
二
我父亲在釜山的一家家具公司工作，做一名老老实实的职员。当时由于行业调整，很多木材公司都倒闭了，我父亲的公司也在其中，工人们已经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他们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公司能够补发之前欠下的工钱。工钱没有要回来。几天后警察到家里抓走了我的父亲。那是年的某一天。我正在读初中。
后来有一天早上，我坐公交车去上学，车里的收音机突然公布了朴正熙被暗杀的消息，公交车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紧接着开始有人嚎啕大哭，很多人也跟着哭了起来，这一车人好像突然得知自己要被运去屠宰似的。当时的场面特别像金正日死后朝鲜电视台播出的画面。看着大家都在哭，弄得我也很悲伤。莫名其妙。
在那一刻似乎所有人都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最高统帅都不在了，如果朝鲜突然侵略我们该怎么办？”当时大家害怕极了。
在学校上课，每门课的老师在开始讲课之前都会说：“同学们，今天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日子，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父！”我记得当时只有一位教我们社会学的年轻老师显得特别高兴，他说：“同学们！这是我们第一次生活在没有朴正熙的世界里！”他真是莫名其妙。（见注释）
八十年代有一个特别流行的笑话。
那时候9点整开始新闻报道，快到9点的时候会有一个时钟倒数，而且还配了音效，叮，叮，叮，咚！紧接着第一句话就是“全斗焕大统领今天xxx”，那时候每天的新闻都是从全斗焕大统领的开始的。“全斗焕大统领今天xxx”，“全斗焕大统领今天xxx”，所以那时候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叮叮全”。我们听“叮叮全”听了七年。
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全斗焕经过我们学校，那时候整个学校都不能开窗户，学校里面站满了警察。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三年前，去青岛旅游。不过正好爆发了抗日活动，很多民众在街上游行，据说之前还有人侵略了日本人开的百货大楼，所以在青岛的大街上我看到了坦克，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釜山市区。那时候釜山市区经常能看到满街巡逻的军人，还有坦克。
我大学念的是法律。为什么会选法律系？因为以后可以做律师，可以挣钱，可以成功。法律是当时文科里最火爆的专业。我成绩还不错，高中的老师就对我说，去读法律吧。所以我才会在釜山大学念法律，并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不是喜欢，以后是不是要从事这方面的事情。
那时候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我每天都在看亨利·乔治、马克思或者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我最喜欢亨利·乔治的观点。
大一的时候，有同学在学校里悄悄举办了一场关于“光州事件”（见注释4）的摄影展览。当那些残忍的画面直白地放在眼前时，我完全无法想象，在韩国居然发生过那样的事情。而且作为韩国人的我，对此居然一无所知。我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学校给我们灌输的信息全都是错的。他们都在撒谎，在骗人。
三
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人，现在大概四五十岁，八十年代正在读大学，那时候读大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抗议，抗议全斗焕的独裁政权。所以，在韩国我们被称为民主化时代的启蒙者。
抗议活动最开始都是和平进行的，但往往都以暴力收场。没办法。
最开始警察在抗议现场只是维护一下秩序。后来我们发现，警察是有分工的，有专门维护秩序的警察，也有专门的攻击队。攻击队全部戴着白色的头盔，拿着盾牌警棍。只要一得到命令，他们就会冲出来抓捕示威的学生，如果你被他们追上，那就麻烦了。他们会用警棍不由分说地先把你暴揍一顿，等你被打得完全不能动的时候，他们再把你带到警车里。所以，只要他们出动，就肯定会有学生受伤甚至死亡。当时有一些学生被他们追到了很高的写字楼顶，这些慌不择路的年轻人一着急，跳楼了。有一次他们把我也追到了一栋写字楼，幸好我跑进了一间办公室，在里面上班的人把我悄悄藏了起来，这才逃过一劫。所以我们当时叫他们“白骨团”。
后来再参加抗议活动的时候，大家就有所准备了。开始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头、砖块、燃烧瓶予以还击。
那时候女学生专门负责在街上挖砖块捡石头，男学生就负责扔。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同学扔着石头，我其实心里很不舒服，虽然大家都是为了推翻独裁政权，但我不是很认可这种暴力的做法。所以在那个“捡”和“扔”的组合里，我是那个在中间搬砖头的人。我做不了暴力的事情，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那时候每天都有学生受伤、死亡，学校还被警察关门了。我们当时很绝望——真的能推翻独裁统治吗？真的能够打破这个噩梦？（见注释5）
我的女儿也不太满意现在的总统。我就告诉她，我和你差不多年纪的时候，面对的敌人要比现在强大一百倍！
当时有金大中、金泳三、金锺泌、卢泰愚四位候选人。通过媒体的调查，金泳三的支持率是最高的，当时我身边几乎所有同学都希望金大中和金泳三能够合作——金大中作为金泳三长期的政治盟友应该退出选举，让更多的人来支持金泳三，这样才有把握打败其他的候选人。
不过当时有一位来自光州的同学，态度特别坚决：应该让金大中来当总统。我们当时非常不理解他，认为这种行为是没有大局观的。
后来我去了一次朋友家，他家在全罗南道的一个小城市。刚一出这个小城市进入农村时，我感觉自己又一次回到了七十年代。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的老家在韩国东南部，七十年代马路就已经变成了水泥路，连农村都是，但是在他们那儿，连小县城的中心位置都只有一截（水泥路），更不用说农村。十年的差距，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固执地希望金大中能够当总统（金大中出生于全罗南道——作者注），我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他们的愤怒，那时候我就立志，毕业以后要来这里好好帮助他们。（见注释6）
金载亨和他的夫人。
四
后来韩国的社会运动呈现多元化，以前大家都想推翻独裁统治，现在独裁不存在了，各种力量出现分化，每个人开始追求自己的方向。有的人参加工人运动，有的人参加农民运动，我大四就经常加入一些公益组织的维权行动，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所以毕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比较和平的NGO市民运动。那时候有这种选择的人很少。八十年代后期，NGO在韩国刚刚起步。
我那时候加入的是韩国最早的NGO——Citizns’CoalitionforEconomicJustic（经济正义公民联盟，下称CCEJ—编者注）。我是这个NGO釜山地区最早的负责人，那时釜山分部刚刚组建。最开始YMCA（基督教青年会）给我们分了一间办公室，他们帮了很多忙，可以说是在孵化我们。那时候我觉得YMCA的人特别厉害，而我太稚嫩了。
我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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