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
所有人都觉得她养弟弟天经地义。同为姐姐的姑妈苦口婆心地说：「长姐如母，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弟好好养大。」《我的姐姐》
借由「姐姐要不要养不养弟弟」这个矛盾，创作团队想要由点到面，呈现在重男轻女大环境下挣扎的女性困境。姐姐安然，就是那个「点」。因此在影片中，比起一个活生生的人，安然更像是一个「工具」——一个各种重男轻女家庭长大女孩的困境集合体。她存在的本身似乎就是个错误。父母想要儿子，但碍于独生子女政策，便想尽了各种办法试图钻空子，比如让她装瘸子。计生委偶然发现安然身体健康，安然被父亲暴揍
再比如，试图通过一些「意外」抹去女儿的存在。小时候盼着她消失，大了则盼着她尽快回报家庭。在父母眼里，安然的梦想不值一提。安然想要学临床医学，却被父母偷改了志愿，变成了留在本地学护理，方便以后「有精力顾家」。家庭之外，在社会中安然也面临着无数困境：被霸凌、被性骚扰……这些地方，导演给的很轻，却重重砸进观众内心。被性骚扰，是她和姑妈表明不想养弟弟时，顺嘴一提：「从小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被霸凌，是安然跟某同事起冲突后跟男朋友的一句告解：「一个从小不在爸妈身边长大的女孩子，当她被人欺负的时候，她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但影片对这些困境展现时，总带着一种功利性的描述。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哭。这种功利性地描述贯穿整部影片。弟弟这个角色，是极其功利化和戏剧化的呈现。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在姐姐表达自己想要去北京追逐梦想时，逻辑清晰地说了极其煽情的话：「我只有你了。」以及，在姐姐痛经时，笨拙地给姐姐泡了一杯「红糖姜茶」。即便是篇幅极小的一个情节也是如此——一个高危产妇为了生孩子宁愿搭上自己的命，安然愤怒地追上去，劝丈夫、劝产妇、劝婆婆。这一情景中，每个人的台词都瞄准了大众「痛点」。丈夫甩开安然：好不容易怀上了儿子，你说打就打？产妇在安然告知「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之后，依然执迷不悟：我要生。安然劝阻无望后，大声吼出：生儿子就那么好吗？全社会对女性全方位无死角的、系统性的迫害，此时集中到了安然一个角色身上。这种设定带来的震撼，和极其戏剧化的呈现，的确实现了情绪的推动，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少女性在观影的过程不自觉就泪流满面。但，这种「哭」，是影片本身带来的吗？不见得。《我的姐姐》对这些伤痛的直观呈现固然难得，可问题也显而易见——影片不是用一双有温度的手抚摸伤口，而是用一把冰冷的利器剖开伤口、展示伤口。伤口被剖开，当然痛，当然哭。只是，眼泪却不是为了这失真的角色而流。现实，远比影片更加错综复杂。多数中国式姐姐，面临的是隐形的困境：说不清道不明，没有那么多冲突，也不够戏剧。25年前的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似乎将其展现了出来。年导演李玉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里做的一期纪录片——《姐姐》。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家庭，这家有对龙凤胎，蕊蕊和峰峰，蕊蕊是姐姐。《姐姐》
但蕊蕊的姐姐身份，是被“赋予”的。剖腹产前的一次家庭会议上，一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女孩当姐姐，这样以后可以照顾弟弟。20分钟的纪录片，清晰看到一个女孩是如何「被成为」姐姐的。“你是姐姐……”成为了挂在父母嘴边的话。姐弟有矛盾，即便是弟弟的错误，妈妈也永远做姐姐的思想工作：「你是个姐姐陪弟弟玩一会儿。」「你懂点儿事行吧。」《姐姐》
「姐姐」的责任，是这个家里约定俗成的东西。好久不回家的爸爸回来之后，蕊蕊向爸爸抱怨，得到的是类似的回答。「你是姐姐嘛。」《姐姐》
「姐姐」的身份，成了蕊蕊得到同等的爱的阻碍。蕊蕊、弟弟、妈妈三个人出门，妈妈牵着弟弟，而蕊蕊一个人走在前面；妈妈抱着弟弟看牙，蕊蕊也想让妈妈看自己的牙，得到的却是妈妈弟敷衍应付：你牙也不好。节目截图
有些偏爱显而易见，还有些是无形但压抑的。纪录片中有一段是姐弟在看电视上出现了分歧。弟弟想看足球比赛，而姐姐想要看《狮子王》。两人争执之下，弟弟拉来妈妈当裁判：「妈妈，你想看球赛还是《狮子王》？」节目截图
妈妈这次倒“公允”，没有让姐姐一味服从，而是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妈妈说：「少数服从多数，我和弟弟都看球赛。」节目截图
喊来爸爸，一样的回答：「咱家四个人，爸爸、妈妈、弟弟都愿意看球赛，少数服从多数。」节目截图
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变成了让女孩让步的隐形压迫。一家四口的生活，无形之中朝弟弟的那一侧倾斜。这种「无形」的偏爱还有很多，敏感的蕊蕊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的抗议。但爸爸劝她：「你俩都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的吧，你一个六岁的孩子，你就疑心这么大。」节目截图
六岁的孩子说不清哪里不对，她只能笨拙地反抗和表达。她在地上打滚、硬撑着不上桌吃饭，弱弱地说「妈妈不喜欢我」。最终，「不懂事」蕊蕊被爸爸领着找妈妈道了歉，这事才算翻篇。至此，纪录片结束。短短20分钟，不似《我的姐姐》那般有细致的描摹、激烈的呈现和态度的表达和传递。可一些东西不用表达，观众已经有了答案。在这部纪录片的豆瓣短评区，有人这么评价道：「看得满是波澜，触目惊心。现实才最残酷，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时时刻刻发生在生活之中。」因而《我的姐姐》中最引起她姐共鸣的，不是主角安然。而是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另一个女性角色——朱媛媛饰演的姑妈。姑妈也是一个姐姐。但姑妈身上没有安然面临的那种直戳人心肺管子的显性歧视。最明显的，是奶奶对年轻时的姑妈说的那些话：「你奶奶说，我什么都要优先我儿子来，你就不要想了。」而其他关于姑妈的描述，都是一些极其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她看着自己年轻时光鲜亮丽的照片苦笑；将安然留在咖啡厅的咖啡倒进保温杯后还要舔一下杯沿；切西瓜时下意识将最甜的部分挖出来给外甥女……配上她那双疲惫不堪却又若有所思的眼睛。不用多说，我们就能感受到——这才是真正在中国式家庭困境里挣扎的姐姐。谈完角色，我们回到结局上。电影最后，领养弟弟的家庭给了姐姐安然一纸协议，希望两人之后永不相见。对观众来说，「签还是不签」是有正确选项的：必须签。只有如此，安然才能把自己从重男轻女泥沼里连根拔起，考研到北京，成为医生，过上另一种人生。结果，观众在漆黑影院里，被导演结实打了一闷棍。姐姐没有签字，带着弟弟一起生活。这个结局烂吗？并不。实际上，无论安然作何选择，她都是「幸福」的。安然是「姐姐困境」里最理想的一个案例：父母双亡，弟弟还小，姐弟俩感情薄弱。《民法典》规定，父母双亡时，未成年弟妹的监护人顺序分别是：（外）祖父母、兄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安然送养弟弟」有法可依：丧失父母的孤儿可以被收养，孤儿的监护人可以作送养人。因此，姑妈的干涉只是情感绑架，安然拥有选择权。签，她有法律做保障，不签，她只出于爱，无关道德。聊到结局设计时，《我的姐姐》编剧曾说：「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至于怎么选，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这句话将电影圆了回来，却也证明《我的姐姐》仍是给「现实姐姐」造的一场美梦。一旦把电影中父母双亡变成父母健在，故事就会走进死胡同。姐姐的「选择」压根儿不叫「选择」，而是「被压制」。去年热搜，有位姐姐被自己的父母告上法庭，只因22岁的她拒养2岁的弟弟。依据《民典法》规定，父母胜诉。梦醒后却无路可走，才是「姐姐们」更大的绝望。前几天的热搜，20岁的姐姐，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父母离异后独自养活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不堪重负，意欲跳河轻生。这对父母涉嫌「遗弃罪」，或将面临重则5年牢狱，轻则罚款的惩罚。然后呢？父母会改过自新开始养孩子吗？可能性极低。姐姐困境解决了吗？一点都没有。节目截图
深陷「重男轻女」泥沼中的姐姐，需要的不是爽剧般的结尾，也不是空中楼阁般的「幻梦」。她们要的很简单，只是一束光——那些真的将自己从沼泽中拔起，逃离出「姐姐困境」的女性，以及她们给出的与家庭「亲情割离」的办法。这束光，电影给不了，但现实可以。玲玲Peter和四只猫抖音Vlogger王慧玲有两个弟弟，曾经也是一名「扶弟魔」，坚持扩大自己的生活，这是她的自救法。她将自己比作「黑暗中当蚯蚓」，摆地摊、做服务员、创业女老板，一节一节往前拱，去开拓自己的疆域。节目截图
从王慧玲的身上，我们会发现，姐姐和父母的关系，或许也不是非得你死我亡。争吵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并非每个姐姐都是女战士。王慧玲找到了她与父母重划分边界，建立新次序的办法：调教式沟通。「重男轻女」的污垢，跟随着王慧玲一天天独立，被她自己洗涤掉了。只要姐姐们开始为自己努力，她们的生命里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这才是她们的希望。《我的姐姐》这部电影，剧情有不少遗憾。但不可否认，它是部勇敢的电影。最起码，它向大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女性视角，撕开了女性困境的一个口子。它像一把刀，砍断了「姐姐就该牺牲」的逻辑，喊醒了被「长姐如母」套牢的姐姐，也让更多独立出来的「姐姐们」被看到，被支持。曾经以为姐姐就该懂事、伟大。如今「姐姐们」发现，对她们负责的人少之又少。这也是电影之于现实的意义。
对一部现实电影的讨论声量越大，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更高。
韩国电影《熔炉》、《素媛》的故事、结局都是绝望的，但民众对他们的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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